愛自己所屬的群體,本屬美事,是人類道德發展的高尚表現(道德發展是一種經濟行為,其實無所謂高尚不高尚),富有「利他」精神(這個「他」,可窄至一個家庭、闊至整個時空,將這個「他」局限在國、族之內,眼界未免短淺),但當這種愛缺乏理性的支撐,就會變得盲目、自私,演化成狹隘的排他主義。
由利他到排他,當中的關鍵在一個「理」字。
有人認為現代社會百病叢生,問一位頂尖的宗教人物﹕「甚麼是廿一世紀的救藥?」答曰﹕「愛。」阿森深思這個答案,發覺「愛」不足以成為救藥,只有「理性的愛」才可以;情形一如父母愛子女,「愛」雖然是核心,但若缺乏理性,愛子女會變成害子女。
如今廣泛出現在內地、以至香港的愛國主義,印證阿森這個看法﹕非理性的愛不值一晒!毛澤東或許很「愛」中國人民,但他的方法不科學,希特拉更可能「愛」全人類(故提出優生學以改善人類質素),但他的方法太兇殘。
當然,即使毛澤東以很科學的方法(如開放市場)愛中國人民,也不足以構成「理性的愛」,因本文所指的理性是廣義的,此「理」在空間上應是「民飽物與」、在時間上應是「慎終追遠」;若老毛對中國人民的愛具排他性,就難言sensible了。
鈎起阿森思緒和文筆的,是網上討論區的一些留言及上周日的《鏗鏘集》,資深傳媒工作者吳志森對該集節目有不俗的評論,稍作改動、引述如下﹕
港台《鏗鏘集》播出了奧運火炬香港接力專題,紅色海洋在人數上佔絕對優勢,但橙色的理念和觀點也能透過紀錄片客觀地呈現出來;在「一國兩制」下,公共廣播仍然可以不畏強權、不懼群勢,發揮正常媒體應有的作用,以今天的政治氛圍看,我們應該格外珍而重之。
愛國甚麼都是好的
《鏗鏘集》傳遞出來的訊息,叫人深思。記者訪問了一位內地來港念書的女大學生,她組織動員數以百計的同學,沿着傳遞路線,觀看火炬接力,帶齊五星紅旗,叫喊愛國口號,聲嘶力竭,反制橙色異見,盡情流露愛國的激情、民族的亢奮。
記者問她甚麼是愛國,這位女大學生想也不用想:「愛國就是對你所生長的國家,一種難以言喻的感情,就是,你認為它甚麼都是好的,真的非常好。我覺得,我生在這個國家,長在這個國家,我就是喜歡它。」如果把「國家」,換成「戀人」,你以為是一個懷春少女在讀她的「愛的宣言」。但當你明白她說的是「國家」,你會聽得你毛管直豎。
一個大腦的年代重臨
是怎樣的一種教育,讓這幫改革開放後出生的八十後大學生,變得如此盲目和非理性?照此軌跡發展下去,十三億中國人一個大腦的那個恐怖年代,很快就會重臨神州大地;鏗鏘集還訪問了程翔,對八十後的年輕人,他有深刻的觀察。
「他們生於改革開放的年代,享受了改革開放的好處,但看不到這制度的弊端。他們手上有錢,但手上的錢並不能換取國際社會對他們的尊重。為何國家不但不受到尊重,還使人害怕、還被挑剔,因為在中國看不到一種軟力量。所以他們很迷惘,我手上的錢不比你們少,但為何在國際社會得不到人們的尊重,這是很多八十後的人的一種對時代的苦悶和迷惘。」
我們有錢了,但這個民族為何仍是不受尊重?無論是內地的憤青,海外的中國留學生,還是香港的大陸同學,他們的口徑驚人地一致:中國的和平崛起威脅西方的霸權,他們別有用心地挑剔中國、妖魔化中國人,目的都是想壓制中國,拖慢它的發展,阻礙它的崛起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!
我們沒有盡國際義務
這些老掉牙的官方宣傳調子,重覆又重覆,聽得令人呵欠連連。奇怪的是,資訊發達如歐美香港,大陸學生對這種宣傳都如此深信不移,可見愛國洗腦教育禍害之大。反躬自省,我們做過些甚麼?凡有大事,先趕走傳媒,凡有節慶,先禁絕異見,凡遇批評,必打擊源頭,拘捕禁足,失去自由。
我們在國際賺了很多錢,人道關懷,維持和平,國際救援,我們有沒有盡到應盡的國際義務?面對外國批評,我們一味以國情不同,不能干涉內政作為擋箭牌,還是積極融入普世價值的體系之中?我們的一舉一動,所作所為,是正在與文明接軌,還是離文明越來越遠?我們有錢了,這個民族為何仍得不到尊重,責任不在別人,而在自己。
2 則留言:
深感同意, 最最恐怖的是看到那些操流利廣東話的香港人(希望是我認錯-可能是廣州來的遊客吧)要阻止那些發表不同意見的人,趕他們走,說他們不愛國,理由是在這些全中國人驕傲的日子不要做有損國家的事。。。請問示威要等到國家的什麽時候各位認爲是最好的呢?
先表明:我不清楚西藏問題,沒有既定立場-還在研究中。
實在很奇怪,我也不知道香港幾時變成這樣,你可以到「跌吉」討論區,那裏有很多不談道理、高舉民族的憤青,令人悲嘆。
阿森對西藏問題亦無太深研究,在實利的角度上,她很難或不宜獨立,始終中國對其經濟有決定性影響,但西藏人民心繫宗教,是否如此關注實利,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無論如何,阿森反對激進民族主義,重點是人,只要人的生活得到保障、改善(包括在經濟上、權利上,如不用淪為二等公民),誰當家作主其實是意識形態之爭。
情形就像上市的家族企業,最高管理層不一定要是家族成員,在良好的制度下、有能者居之,專業的管理人會為公司、客戶、員工帶來更大的利益。
對此,香港人最有感受,你可以問八、九十年代的香港人,如果六、七十年代讓他們去選,他們會選民族主義(即回歸祖國面對文革)、還是生活保障(即維持英治發展經濟),相信答案顯而易估。
由此可見,重點是人的生活得到保障、改善;假設有一個民族,是天生最佳的執政公僕,在她的管治下,全球人民的生活得到最佳的保障,如果有得投票決定(接受她們的管治與否),阿森第一個投贊成票。
當然,這是個不可能的假設,但藉此例說明,不要萬大事都訴諸民族,重點始終是人的生活。
如果西藏人民覺得獨立對他們的生活是最佳的安排,我們做外人的又憑甚麼去反對;正如迫六、七十年代的香港人回歸祖國,他們也會對生活感到很惆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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